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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汪精衛病死 揭其公開叛國投日內情

  •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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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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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欄語:歷史上有無數個今天,無數個今天凝聚成歷史。每個今天都會發生不一樣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值得我們去品鑒。華聲在線歷史頻道以“歷史上的今天”為切入點,尋找曾經此時此刻發生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動、或離奇、或讓人開懷一笑……所有這些,我們都將一一呈現,以饗讀者。

在71年前的今天,1944年11月10日 (農歷九月廿五),大漢奸汪精衛病死日本名古屋。

人物簡介

汪兆銘(1883年05月0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曾謀刺清攝政王載灃,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后于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于抗日戰爭期間投靠日本,淪為漢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腫”病死。其夫人為華僑陳璧君。

個人經歷

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

1905年~1906年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發表一系列文章,宣傳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和改良派,產生了積極影響。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謀殺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汪出獄并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吁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后于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

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精衛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

1925年3月孫病危,汪精衛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后,廣東政府于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后 ,汪精衛也于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精衛被舉為首領。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后,潛逃香港。

1931年,汪精衛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介石、汪精衛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1936年西安事變后,準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介石回南京后,汪精衛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938年12月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政治轉變原因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里,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于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后,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詳述了。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于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么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但最后他們吳佩孚拒絕后就莫名其妙的死亡,唐紹儀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后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后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云,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后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歷史點評:汪精衛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后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另外,汪精衛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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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公開叛國投日內情:遭暗殺為求自保

【提要】1939年5月6日,汪精衛通電投敵。當中國抗戰進人相持階段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一度扮演過英姿風發、慷慨悲歌的民主主義革命斗士的汪精衛何以最終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漢奸?汪氏叛國投敵的心理動機何在?本文擬就此作一探究。

汪精衛

一、“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

長期以來,汪精衛認為:日本是個“強鄰”,中國不可與之相比,“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亦幼稚不完備”,故而主張對日本的侵略應在“盡可能范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據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妥協方針。汪氏辯解道:“中國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因為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防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來,中國的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進來,只能想此辦法,使我們退得慢些。”正是在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指導下,汪氏在當行政院長時,親手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并認為是對國家負責的表現。

抗戰爆發后,汪氏仍頑固地堅持其中國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戰必敗的觀點。他說:日本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中國“軍事、經濟一切社會組織及社會能力都落人后。”“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正是從“事事不如人”的國情觀出發,汪精衛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所以應該能和則和。”但是,“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當漢奸,而是欲待國力增強,具備抵抗日軍的條件后再試圖抵抗日本。1938年10月底,汪精衛說:“以我的主張,現在還不應該發動抗戰。候我們有了飛機,可以答復敵人的飛機,我們有了大炮,可以答復敵人的大炮,到那時我們再打。”

誠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批判亡國論者時所言:他們“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依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夸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從這種沒有根據的、錯誤的前提出發,汪精衛叛國投敵就具備了邏輯起點和心理基礎。

早年,汪精衛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斗爭。然從一開始,汪氏的民族主義總想就十分混亂,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斗爭與以前的民族斗爭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將民族主義誤為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在中國,須以漢族為主干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將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后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正是從這種錯誤的民族世界觀出發,“七·七”事變后,汪精衛荒謬地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類比于元朝滅宋、清朝滅明。他說:“中國歷史上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余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當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號,妄圖欺騙中國人民,汪精衛便用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相呼應,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嚙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后,威脅了黃種人。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爭是“兄弟之爭”,“冤仇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于好”,“只應為友,不應為敵。”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日本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因為中弱日強,由日本為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爭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

歸結起來,汪精衛的民族失敗主義是其對日議和的思想動機和邏輯起點,而其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則構成了汪氏對日議和的理論支柱和必然歸宿。

二、促蔣議和是汪精衛時日議和的必然的最佳選擇

如前所述,抗戰伊始,汪精衛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雖然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實權。為貫徹自己的議和主張,促使蔣介石改變既定的抗戰國策是汪精衛的必然結論,為此,他做出了如下舉動:

1、直接面諫與上書蔣介石。汪精衛供認:“自盧溝橋事變以后,我對于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為此事(作者按:指議和)寫給蔣介石的信,達十封以上,當面也說過多次”。陳璧君曾交待說,當時,汪乃冒萬死諫蔣。汪曰:“如不能戰,則不如和。”蔣曰:“抗戰易,和平難。”汪怒曰:“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毀譽打算,”蔣終不允……。

2、乘陶德曼調停之機,試圖逼蔣就范。抗戰初期,由于日本“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計劃受阻,不得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談”,以期盡快結束戰爭。汪精衛認為時機已到,積極推波助瀾,樂觀其成。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通過了接受陶德曼調停的協議,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逼蔣介石接受。13日,日軍占領南京后,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使蔣介石無法接受。但是,汪精衛認為機不可失,要剛剛上任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汪對孔說:“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你何必一定要去問蔣,他是負責軍事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承認。”。

3、挾日本之淫威以迫蔣議和。陶德曼調停失敗后,汪精衛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復與日本的和談。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由漢口前往香港,建立了日本研究所。6月22日,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秘密抵達東京。在日本期間,高先后與日本內閣多名要員會談。會談結果是決定蔣介石下野,由汪精衛“出馬”,另立反共反蔣政權與日本實現“和平”。高宗武東京之行是擅自作主,未經蔣介石同意的,故回香港后不敢返回漢口報告。于是他要周隆庫代其向蔣介石報告。其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看了后,認為以先交汪精衛商量是否刪去此句為好,而汪精衛卻說,“這是沒有關系的。”遂仍照原文交蔣介石看了。汪表示:“我單獨議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這說明,汪精衛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勢力壓迫蔣介石屈服以期實現中日和談。

上述事實表明,汪精衛始終以促蔣議和作為貫徹自己和平主張的最佳選擇,即使在日木“希望汪先生出馬”來收拾殘局的情況下也不例外。只有當蔣介石完全拒絕接受他的主張,汪精衛才考慮單獨與日本商談和談條件。

三、汪精衛由主和派到最終成為漢奸經歷了復雜而又艱難的心理變化過程

由于蔣介石拒不接受其議和主張,對蔣極度失望的汪精衛除單獨與日本商定和談條件外,似乎已別無良策。1938年重光堂密約的簽訂是汪精衛撇開蔣介石單獨議和的標志,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今井武夫所言:“這一結果成為汪兆銘政權成立后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的密約和日華基本條件的基礎。”。

重光堂密約是一個賣國的和約。因為它載明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和談”條件:“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軍的防共駐兵,并以內蒙等地方為防共特別地區,’;“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的自由,密切經濟合作,尤其關于華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為日本提供特別利益。”如實現了這些條件,中國不僅喪失了東北,而且差不多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為什么如此苛刻的條件,汪精衛竟然接受了呢?是因為汪精衛對形勢作了完全悲觀的估計,認為日軍會繼續向西南進軍,進而占領全中國,中國抗戰必遭徹底失敗。汪氏的得力干將周佛海后來解釋為什么接受與日議和時說:“一、當時以為日軍必繼續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二、以日美或日俄戰爭不必致發生。今乃知兩種認識均錯誤,故和平運動不能不認為失策。”。因此,在汪精衛等人看來,與其戰敗而亡,不如屈膝求和,它立城下之盟,尚能保全半壁江山。汪氏接受密約,是在兩害(抗戰必亡和議和會喪失國土)之間相權衡后取其輕的無奈選擇。

要議和,在日軍已占領中國大片領土的條件下,撤軍乃是最關鍵的問題,按照重光堂密約,“防共以外的日軍,在和平恢復之后,立即開始撤退。”隨著中國治安的恢復,兩年內撤退完畢。這是對汪精衛最具有吸引力的一條。汪精衛在河內發表的《艷電》也強調了這一關鍵問題。“其尤為要者,日本軍隊全部從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又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地點為限。”在汪氏看來,密約的履行必須全面而又徹底,如照密約規定的條件去議和,則中國雖然犧牲了滿蒙等地利益,但尚能收復被日軍占領的大片淪陷區,這是和的條件,而不是投降的條件。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氏必須出逃重慶,另在云南、廣西等地組建西南政府與日議和。汪氏見到密約后,馬上召集周佛海、陳公博、陶希圣、陳璧君等人討論,先后開會七、八次,對條約表示一致同意,但對汪氏出逃意見不一。汪氏“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飯后總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來踱去,一言不發,一個人陷人窮思苦想的苦海中。”汪氏之所以如此蓋一方面急于接受日本的議和條件,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方出爾反爾,不講信用,使他陷人里外不是人的絕境。因此,其內心沖突是難免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回答周佛海提出的“你兼外交部長的時候,和日本打過交道,這可算順手的”問題時,得到印證。汪回答說:“也不盡然。1934年南京日本總領事館領事藏本失蹤案,明明是他們自己搗的鬼,卻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尋事百般恫嚇,其時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長首當其沖嗎?”。明明知道日本可能不講信用,汪精衛為何最終決定出逃重慶,單獨與日議和呢?這一方面反映了汪希望盡快結束中日之戰的焦灼心情:“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對于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另一方面,汪氏對日本侵略者心存幻想,“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最后,經過長時期內心激烈的思想斗爭,汪精衛決定孤注一擲,跳下“火坑”,出逃重慶,單獨與日議和。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等人由重慶經昆明,飛逃河內。日本政府遂于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提出了“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對華三原則。12月31日,汪精衛發表了“艷電”,公然贊同“近衛三原則”。“艷電”的發表,無異于把重光堂密約大白于天下。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軍民同仇敵汽之時,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陣營內部的分裂化為泡影,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完全告吹,汪精衛眾叛親離,處于極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嘆:“在河內過的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破產后,汪精衛陷人了進退維谷的絕境,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出國”或繼續與日議和。汪氏曾一度有接受重慶要其出國的打算。突然,河內刺殺案發生了,汪之秘書曾仲鳴誤中而慘死,這是有關汪氏中途變計的關鍵之一。因曾是他最親信的部下,其姊曾醒是同盟會的老會員,與汪氏夫婦有很深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胞妹。基于這兩種淵源,汪之對曾,一向視為己子。暗殺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決定改變其出國的計劃,考慮由他自己來擔當收拾“殘局”與實現“和平”的責任。正在這時,日本政府向汪精衛伸出了“援助”之手,4月25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決定另組政府,進行和平運動。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懇請”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實行第三次近衛聲明,如實使四億中國人知曉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衛聲明不能如實實行時,我就難免受人譏笑,說是受了日本的欺騙,重慶就不相信日本。”

但是,日本的議和只是滅亡中國的另一種手段,本來就沒有將原密約“如實地見諸實行”的誠意,而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非將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衛簽訂了《調整中日新關系之協議》,其內容遠遠超出了重光堂密約,汪精衛所擔心的日本不講信用的局面出現了。這不免使他產生哀怨情緒,他曾悄悄對妻子陳璧君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么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吧。”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與日本簽訂了較《調整中日新關系之協議》變本加厲的《汪日基本關系條約》,使中國完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附屬國。但是,汪精衛既離渝而寄身于敵占區,已經喪失了討價還價的余地。這種始料不及的惡果使汪精衛暗中“悲憤不已”。據當時在場參加簽字儀式的朱子家回憶:“那天,他站在禮堂前的階石上,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著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歡迎大使的軍樂起奏了,阿部已經緩緩進來,立在汪氏旁邊任翻譯的周隆庫,低聲向汪氏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氏象霍然從夢中醒來,重新露出了一絲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禮堂,完成了簽署手續。”。至此,汪精衛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單獨議和再到充當漢奸的三部曲,盡管汪氏自我標榜其和平運動為“曲線救國”,但仍掩蓋不了其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實質。

歷史,是人們自覺活動的產物。任何歷史人物的活動,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動機的指引、誘發、刺激下進行的。而“形勢比人強”、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各種客觀條件和情勢,又往往決定性地催生、助長、糾正、逼迫著人們的心理動機。剖析汪精衛一步步淪為不齒于人類的漢奸的心理過程,不但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抗日戰爭一個方面的認識,也必將使我們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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